trc20交易平台(www.payusdt.vip):邱靖嘉谈天文分野与中国古代政治文化

admin/2021-04-13/ 分类:蚌埠财经/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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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靖嘉(章静 绘)

天文分野是由中国传统星占学衍生出来的一套认知天地对应关系的理论系统,这一天地模式既体现了昔人“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天地协调的传统宇宙观,又承载着人们对于地理天下的认知和想象。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邱靖嘉最近出书了《天地之间:天文分野的历史学研究》一书,对这一传统学说举行了详尽的历史学剖析,在接受《上海书评》的采访中,他指出:星占家对天象的真实与否似乎并不在意,最主要的是若何注释天象以到达某种政治目的。质言之,包罗天文分野在内的种种神秘主义学说着实都是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工具。

《天地之间:天文分野的历史学研究》,邱靖嘉著,中华书局2020年12月版,384页,88.00元

您能否先对天文分野给出个界说,它与传统星占学是什么关系?

邱靖嘉:着实,在我们的一样平常阅读写作中,“分野”是一个泛起频率较高的词汇,人人并不会感应生疏。我们常说“甲与乙的分野”,意思是指甲与乙之间有差异,甚至会将“分野”看成“分化”的同义语来使用。尚有人以“分野”示意某一种别或领域,好比“专业分野”。但现实上,这些都不是“分野”一词的本义。“分野”示意差异、歧异也许是宋代最先才有的义项,解作分化着实是现代人望文生义的用法,而指称种别、领域则是近代从日语汉字中引入的观点。

“分野”一词在中国古代历史文化中的原初寄义与天文星占亲热相关。《易经》曰“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对于昔人来说,迷茫浩渺的宇宙与辽远无涯的大地是最让人琢磨不透而又心憧憬之的,若是把天文和地理弄懂了,那么也就具备了最高的人类智慧。探索星空是人类文明的配合追求与基本技术,面临众多的空域,人们充满了种种想象。古代中国人以为“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天文星象着实就是人世社会的投影,地上有什么,天上就有与之相对应的星,《汉书·天文志》谓“凡天文在图籍昭昭可知者,经星常宿中外官凡百一十八名,积数七百八十三星,皆有州、国、官、宫、物类之象”,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以是周天众星都是以人世的种种事物来命名的。而且昔人还信托天文与地理之间存在着某种神秘联系,天上的星宿或星区可以与地上的差异区域形成完整的对应关系,这种天地对应学说被称之为“分野”,明代类书《图书编·分野总叙》即谓“分野之说盖以星之在天者,而分在地之土也”。这就是“分野”一词的原本寄义,在文献纪录中又称“星野”或“星土”。

通天之学在天下各古代文明中向来都是最高深的一门学问,人们信托通过考察日月星辰的更改可以卜知人世间的休咎祸福。正所谓“观乎天文,以察时变”,星占学便渊源于此,泛起甚早,而分野学说可谓又与星占学相伴而生。古代中国人信仰天地相通、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天文星象、地理分域和人事流动之间存在着亲热的内在联系,三者处于一个系统的有机整体之中,以是清人周于漆说“分星、地舆与人事,三而一者也”。天文占测往往需要通太过野学说,将星象之变异详细落实到某一地理区域的人事休咎之上。《周礼》纪录有专门卖力考察天象的官员叫保章氏,其职掌之一为“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观妖祥”,指的就是借由天文分野辨明各地封域的休咎灾祥。《国语·周语》周景王二十三年(公元前522年),王问律于伶州鸠,对曰:“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岁之所在,则我有周之分野也。”这里提到昔时岁星(即木星)行至鹑火星次,对应周之分野,预示周武王伐殷得天护佑,正当其利。这是传世文献所见“分野”一词的最早纪录,其泛起的场所即为星占事例。就现在所见,早期文献所纪录的分野之例均与星占有关。自汉代以后形成的一整套系统化的星占理论,往往也需要借助分野学说举行天象占测。例如《隋书·天文志》载客星“行诸列舍,十二国分野,各在其所临之邦,所守之宿,以占休咎”,意思是说客星泛起在哪个星宿区域,就根据分野对应关系,指示某一地域内之邦国的休咎休咎,可见分野说在星占中所施展的相同天地的前言作用。因此,分野学说可谓是中国传统星占学的主要理论基础,如明人周述学就说“星曜普临,而应必系于所主分野之休咎”。

您在书中梳理出二十二种天文分野说,能否简朴先容最主要的二十八宿及十二次分野说?

邱靖嘉:凭证我的梳理,自战国以来的历代星土分野说及其衍生变种至少有二十多种,其中二十八宿分野与十二次分野应当是发生最早、撒播最广、影响最大的两种分野理论。

二十八宿是指漫衍在天赤道及黄道四周的二十八个星座,包罗东方青龙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玄武七宿:斗、牛、女、虚、危、室、壁;西方白虎七宿:奎、娄、胃、昴、毕、觜、参;南方朱雀七宿:井、鬼、柳、星、张、翼、轸。十二次是昔人凭证木星运行纪律平分黄、赤道带而成的十二个星区:星纪、玄枵、娵訾、降娄、大梁、实沈、鹑首、鹑火、鹑尾、寿星、大火、析木。二十八宿分野与十二次分野就是划分以上述二十八个星宿和十二个星区为坐标系的天地对应学说,两者均发生于战国时期,至西汉形成了以二十八宿及十二次对应十三国与十二州地理系统的理论系统。

二十八宿图

所谓“十三国地理系统”是指韩(一作郑)、宋、燕、吴、越、齐、卫、鲁、魏(一作晋)、赵、秦、周、楚十三个东周列国,《淮南子·天文训》纪录的二十八宿分野说最早完整接纳了这一套地理系统,它反映了春秋战国以来的传统文化地理看法。“十二州地理系统”则首见于《史记·天官书》,其分野模式是以二十八宿对应兖、豫、幽、扬、青、并、徐、冀、益、雍、荆以及三河(又称中州)这十二州,它发生于汉武帝时期,主要体现的是“大一统”的政治地理名目。自东汉以后,这两种地理系统逐渐趋于合流,至西晋已被完全整合于统一二十八宿分野系统之中,确立了以十二州为主并兼容十三国的分野模式。

十二次分野说的衍变历程与二十八宿分野大致相似,其理论系统亦形成于汉代,并同样接纳了十三国与十二州两套地理系统。东汉至魏晋,十二次分野说逐渐趋于定型,其天文系统又与十二辰相融合,其地理系统则确立了以十二州兼容十三国的分野模式。在这一模式中,十三国系统为了与十二星区相对应,往往将吴、越合为一个分野区域,统称“吴越”,以是“十三国系统”也可称为“十二国系统”。

十二次分野示意图

上述这种二十八宿分野说与十二次分野说,在中古时期的种种星占实例中获得了普遍应用,对王朝政治和人世社会发生了很大影响。

至隋唐时代,由于汉代以来传统二十八宿及十二次分野的地理系统与现实的地方政区制度严重脱节,从而引发分野系统的刷新,泛起了以先秦时期古九州为分野区域划分依据的地理系统,唐代僧一行还提出过一种山河两戒说,其目的都是要确立起一种不受朝代更迭与地域变迁因素影响,完全基于山水自然地理,保持耐久稳固的分野系统。不外,这种新的二十八宿及十二次分野说厥后很少用于星占,但对地理志书的编纂发生了影响,如明清时期的地方志在讲到各地分野时,往往会先说为“《禹贡》(在)某州之域”,反映的就是古九州地理系统。

您剖析了中古时期王朝国号简直定遵照了“依分野而命国”的原则,在图谶、祥瑞、分野等政治正当性的证据中,天文分野的权重有多大?

邱靖嘉:我还记得在读博时,有一天读到《隋书·天文志序》“依分野而命国”这句话,我的第一反映就是其中必有深意,但那时因结业写作时间紧,未能对此做专题研究。厥后,在修订书稿时,我想天文分野与王朝政治的关系是研究天文分野无可回避的一个焦点议题。此前无论是科技史学者,照样历史学者,对历史上某些分野星占事例与政治斗争、军事战争的亲热关系都做过不少研究叙述,但大多属于个案剖析,我想我的研究角度应与前人有所差异,当突破微观个案头脑的约束,从中观或宏观的视角来考察天文分野与王朝政治的关系,于是我就想起“依分野而命国”或许是一个可以将中古时期各个王朝政权融会起来的有趣问题。这项研究因牵涉面广、时段长,需要下了很大功夫,仅史料的劈头搜集、爬梳和整理就花了半年,在深入研究的历程中,我感受到当初的判断大要不错,这句话的背后有着对照深挚和庞大的历史文化内在。

所谓“依分野而命国”的基本寄义是指依据天文分野系统确定人世各国的天命之征。魏晋南北朝时代,天下耐久处于盘据盘据的状态,诸多政权相继确立,旋兴旋灭,以五德终始、谶纬、星占为代表的神秘主义学说盛行于世,被各政权确立者援引为追求政治正当性与王朝正统的理论依据,成为一种传统政治文化。各个新生政权在开国时都要为自己寻找“天命”的表征,从而证实自身的政治正当性。且所谓的“天命”不能仅仅是伶仃的一两条质料,而需从多个方面形成一组证据链才气具有说服力,充实体现出“天命”的效力。最完整的“天命”组成应当包罗谶语、符命、天象三方面的种种祥瑞,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禅代型政权的禅让程式中显示得最为显著,基本上都有代表官方天学阐释权威的太史局主座进献祥瑞的环节。就存世文献所见,以曹魏代汉和晋宋禅代时的祥瑞纪录最为完整,我们不妨以此为例来看看谶语、符命、天象各方在“天命”中的组成比重。

《三国志》裴注引《献帝传》详细纪录了汉魏之际的“禅代众事”,其主旨就是“灵象变于上,群瑞应于下”,魏王曹丕当顺天应人,受禅称帝。那时群臣献上的祥瑞之兆,最集中的记述见于建安二十五年(220)十月辛亥日,“太史丞许芝条魏代汉见谶纬于魏王曰”:

【谶语】《易传》曰:“贤人受命而王,黄龙以戊己日见。”七月四日戊寅,黄龙见,此帝王受命之符瑞最着明者也。又曰:“初六,履霜,阴始凝也。”又有积虫大穴天子之宫,厥咎然,今蝗虫见,应之也。又曰:“贤人以德亲比天下,仁恩洽普,厥应麒麟以戊己日至,厥应贤人受命。”又曰:“贤人清净行中正,贤人福至民从命,厥应麒麟来。”《春秋汉含孳》曰:“汉以魏,魏以征。”《春秋玉版谶》曰:“代赤者魏令郎。”《春秋佐助期》曰:“汉以许昌失天下。”故白马令李云上事曰:“许昌气见于当涂高,当涂高者当昌于许。”当涂高者,魏也;象魏者,两观阙是也;当道而高峻者魏。魏现代汉。今魏基昌于许,汉征绝于许,乃今效见,如李云之言,许昌响应也。《佐助期》又曰:“汉以蒙孙亡。”说者以蒙孙汉二十四帝,童蒙愚昏,以弱亡。或以杂文为蒙其孙当失天下,以为汉帝非正嗣,少时为董侯,名不正,蒙乱之荒惑,其子孙以弱亡。《孝经中黄谶》曰:“日载东,绝火光。不横一,圣伶俐。四百之外,易姓而王。天下归功,致太平,居八甲;共礼乐,正万民,嘉乐家和杂。”此魏王之姓讳,著见图谶。《易运期谶》曰:“言居东,西有午,两日并光日居下。其为主,反为辅。五八四十,黄气受,真人出。”言午,许字。两日,昌字。汉当以许亡,魏当以许昌。今际会之期在许,是其大效也。《易运期》又曰:“鬼在山,禾女连,王天下。”

【符命】臣闻帝王者,五行之精;易姓之符,代兴之会,以七百二十年为一轨。有德者过之,至于八百,无德者不及,至四百载。是以周家八百六十七年,夏家四百数十年,汉行夏正,迄今四百二十六岁。又高祖受命,数虽起乙未,然其兆征始于获麟。获麟以来七百馀年,天之历数将以尽终。帝王之兴,不常一姓。

【天象】太微中,黄帝坐常明,而赤帝坐常不见,以为黄家兴而赤家衰,凶亡之渐。自是以来四十馀年,又荧惑失色不明十有馀年。建安十年,彗星先除紫微,二十三年,复扫太微。新天子气见东南以来,二十三年,白虹贯日,月蚀荧惑,连年己亥、壬子、丙午日蚀,皆水灭火之象也。

【符命】殿下即位,初践阼,德配天地,行合神明,膏泽盈溢,广被四表,格于上下。是以黄龙数见,凤皇仍翔,麒麟皆臻,白虎效仁,前后献见于郊甸;甘露醴泉,奇兽神物,众瑞并出。斯皆帝王受命易姓之符也。昔黄帝受命,风后受河图;舜、禹有天下,凤皇翔,洛出书;汤之王,白鸟为符;文王为西伯,赤鸟衔丹书;武王伐殷,白鱼升舟;高祖始起,白蛇为征。巨迹瑞应,皆为贤人兴。观汉前后之大灾,今兹之符瑞,察图谶之期运,揆河洛之所甄,未若今大魏之最美也。

【天象·分野】夫得岁星者,道始兴。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有周之分野也。高祖入秦,五星聚东井,有汉之分野也。今兹岁星在大梁,有魏之分野也。

而天之瑞应,并集来臻,四方归附,襁负而至,兆民欣戴,咸乐嘉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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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曹魏代汉的祥瑞中,引述谶语的内容较多,而关于符命和天象的说法大致相当,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天命”组成中谶语就占有最大的比重。着实,在差异王朝的禅代历程中,组成“天命”的三方面祥瑞比重是因时而异的,如《宋书·符瑞志》纪录“晋既禅宋,太史令骆达奏陈天文符谶曰”:

【天象】去义熙元年,至元熙元年十月,太白星昼见经天凡七。占曰:“天下革民更王,异姓兴。”义熙元年至元熙元年十一月朔,日有蚀之凡四,皆蚀从上始,臣民失君之象也。义熙十一年五月三日,彗星出天市,其芒扫帝坐。天市在房、心之北,宋之分野。得彗柄者兴,此除旧布新之征。义熙七年七月二十五日,五虹见于东方。占曰:“五虹见,天子黜,贤人出。”义熙七年八月十一日,新天子气见东南。十二年,北定中原,崇进宋公。岁星裴回房、心之间,大火,宋之分野。与武王克殷同,得岁星之分者应王也。十一年以来至元熙元年,月行失道,恒北入太微中。占:“月入太微廷,王入为主。”十三年十月,镇星入太微,积留七十余日,到十四年八月十日,又入太微不去,到元熙元年,积二百余日。占:“镇星守太微,亡君之戎。有立王,有徙王。”十四年五月十七日,茀星出北斗魁中。占曰:“星茀北斗中,贤人受命。”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彗星出太微中,彗柄起上相星下,芒尾渐长至十余丈,进扫北斗及紫微中。占曰:“彗星出太微,社稷亡,天下易政。入北斗,帝宫空。”一占:“天下得召人。”召人,圣主也。一曰:“彗孛紫微,天下易主。”十四年十月一日,荧惑从入太微钩己,至元年四月二十七日,从端门出积尸,留二百六日,绕镇星。荧惑与填星钩己天廷,天下更纪。十四年十二月,岁、太白、辰裴回居斗、牛之间经旬。斗、牛,历数之起。占曰:“三星合,是谓改立。”元熙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四黑龙登天。

【谶语】《易传》曰:“冬龙见,天子亡社稷,大人应天命之符。”《金雌诗》云:“大火有心水抱之,悠悠百年是其时。”火,宋之分野。水,宋之德也。《金雌诗》又曰:“云出而两渐欲举,短如之何乃相岨,交哉乱也当何所,唯有隐岩殖禾黍,西南之朋困桓父。”两云‘玄’字也。短者,云胙短也。岩隐不见,唯应见谷,殖禾谷边,则圣讳炳明也。《易》曰:“西南得朋。”故能困桓父也。刘向谶曰:“上五尽寄致太平,草付合成集群英。”前句则陛下小讳,后句则太子讳也。

【符命】十一年五月,西明门地陷,水涌出,毁门扉阈。西者,金乡之门,为水所毁,此金德将衰,水德方兴之象也。太兴中,民于井中得栈钟,上有古文十八字,晋自宣帝至今,数满十八传。义熙八年,太社生桑,尤着明者也。夫六,亢位也。汉建安二十五年,一百九十六年而禅魏。魏自黄初至咸熙二年,四十六年而禅晋。晋自泰始至今元熙二年,一百五十六年。三代数穷,咸以六年。

在晋宋禅代时,则是有关天象的祥瑞数目最多。据我明晰,中古时期王朝开国所热衷追求的完整“天命”应包罗谶语、符命、天象三方面的祥瑞,三者的比重可能大要相当,三者都得有,但在差异时期凭证时人所能找到的详细瑞应情形,可以有所参差,不必追求绝对的数目平衡。

其中,在天象祥瑞部门,有的星象毋需借助分野即可直接预示“除旧布新之征”,而有些星象则需要通太过野学说与详细的地理区域联系起来举行占测。因此,天文分野说也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政权追求“天命”的一种理论工具,体现出“依分野而命国”的特点,有的甚至可能直接依据星象所对应的分野地域来命名国号。

您曾提到,魏文帝驾崩时文献纪录的“荧惑守心”天象,经由现代天文学推演,证实是编造的。在这些“依分野而命国”的天象纪录中,有没有通过现代天文学推演而能证实的,照样说全都是编造的?

邱靖嘉:只管中国古代向来有天象纪录的悠久传统,但所谓星象占测,着实往往是以后事附会此前已见之天象的后见之明。星占家出于种种政治目的,对于天象的注释有很强的选择性和天真性。阐释者既可以对统一天象选择差其余占辞加以强行注释,也有人会凭证自己的政治态度,伪造天象,以昭示某种天命之征,例如曹魏时黄权为迎合魏明帝伪造荧惑守心的天象,将魏文帝崩之凶转化为曹魏得天命之吉,以示正统所在。

有科技史学者对历代正史中的天象纪录做过对照系统的推演验证事情(如刘次沅《诸史天象纪录考证》),发现有些纪录有误,有简直属伪造,但大多数天象纪录是基本可信的(允许有所误差),这为中国古代天文学史的研究提供了十分名贵的资料。现实上,星占家对天象的真实与否似乎并不在意,最主要的是若何注释天象以到达某种政治目的。质言之,包罗天文分野在内的种种神秘主义学说着实都是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工具。

纵然在最受重视的二十八宿和十二次分野说系统中,其星土配属也是杂乱无章,无法用某一方位系统完全注释,那时许多知识精英都有指斥。刘浦江先生指出,包罗五德终始、谶纬、封禅、传国玺在内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在宋代以后陷入了周全溃逃的田地,而天文分野直到清乾隆才亲自敲响了它的丧钟,同样属于数术,其惯性为什么这么大?

邱靖嘉:我在研究天文分野说的衰亡时,深受刘浦江先生《“五德终始”说之终结——兼论宋代以降传统政治文化的嬗变》一文的影响。我以为只管天文分野说也属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部门,但其衰亡历程却与五德终始说、谶纬、封禅、传国玺等有所差异。

包罗五德终始说、谶纬、封禅、传国玺以及星占、灾异在内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其盛行局限和现实影响严酷限制于政治领域,为统治阶级所专享,而制止民间私习私议。以是当宋代儒学中兴,在政治层面自我扬弃之后,这些神秘主义学说自然也就陷入了周全溃逃的田地,销声匿迹。天文分野说在发生之初即与星占学有着慎密的内在联系,并被普遍应用于星象占测,但随着自宋代以后传统星占学及灾异政治文化的衰落,天文分野对于政治领域的影响也已趋于消亡,然而与此同时天文分野说在地理认知上的作用却日益彰显。

分野学说发生后,除主要用于星占之外,其所转达的天地对应头脑还进入了中国古代的地理学局限,成为人们熟悉地理的主要内容。西汉成帝时,刘向记述汉朝领土内各地“域分”的人文地理状态,将天下划分为十三国分野区域划分举行先容,此篇文献今见于《汉书·地理志》,这是天文分野与传统地理学的首次连系。

不外,刘向“域分”的分野系统只涉及较大局限的地理区域划分,尚未深入到在此之下的郡国层级。至西晋陈卓厘定二十八宿分野说,进一步将天文分野系统加以细密化,使分野区域细分到了郡、国一级政区,各郡国均有专属的星宿度数与之相配,而且这一新的分野转变很快便在西晋地理总志如挚虞《畿服经》的编纂中获得体现。然西晋以后,地理文献记述天文分野还不是一个普遍征象。至唐宋时期,天文分野说才逐渐完全进入了地理志书的编纂系统之中。无论是天下性的地理总志,照样郡邑方志,常能看到分野的内容。其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一部舆地书是南宋宝庆三年(1227)王象之撰成的《舆地纪胜》,该书周全记述宋代各府、州、军、监的分野情形,而且还仔细搜集了相关文献资料,对各地分野加以考订。譬如讲到两浙东路绍兴府,正文称其为“粤地,星纪之次,牵牛、婺女之分野”,其下尚有一条小注详述作者的判断依据。至此,天文分野说完全融入了传统地理学,成为地理纂述不能或缺的组成部门。宋代以后,地理志书纪录各地之分野成了一种经典体例,普遍通行,在讲述某地沿革之前,都市首先指明该地属天文“某某之分野”,有的还专立一门目,引经据典加以阐说。

由于天文分野讲求天星与地域之间的对应,这种看法普遍撒播之后,人们逐渐将这种对应关系经典化和牢固化,甚至以为可以依赖天文分野来辨识地理方位。如十六国时期,就有人曾说“王者则天开国,辩方正位”。自宋代以后,只管分野学说原本用于星象占测的政治功效逐渐弱化,但明清时期众多地理文献仍然不厌其烦地记述各地之分野,其主要目的已非“占天时”,而是着重于“志分野以辨方位”,即通过天文分野来判断某一地址的空间位置,如民国《芮城县志·星野志》讲到旧时“疆土最重方位,星野即以是定地方之位置”,这有些类似于现代经纬度坐标的意义。清初学者周于漆甚至还自创了一套分野说,将全天三垣二十八宿诸星与清代的州、府、县行政区一致一对应,可谓将天文与地理完整对应的头脑推向极致。

只管在今天看来,依赖天文分野理论来辨识地理方位,显然是一种很不科学的做法。但毋庸置疑的是,天文分野在中国古代地理学上耐久占有主要职位,而且深入民间社会,甚至成为人们的一种地理学知识,多见于昔人诗文之中。而这正是天文分野说壮大历史惯性的体现,需待明清之际西方科学的天文、地理以及测绘学知识传入之后,方能真正破除,最终到清乾隆时期才敲响了天文分野的丧钟。

二十八宿和十二次分野说大致定型于晋朝(或《晋书》成书的唐初),而整个魏晋南北朝正处于国家盘据的阶段,分野说的成型,主要反映了大一统看法照样华夷之辨?或者如清代一样,反映了国家领土与政治主权?

邱靖嘉:汉代形成的二十八宿及十二次分野说接纳十三国和十二州地理系统,前者反映的是春秋战国以来的传统文化地理看法,尔后者体现的是汉武帝时期“大一统”的政治地理名目。无论是哪一种系统,其地理区域都涵盖了整其中华大地。至西晋陈卓厘定分野说,最终确立了以十二州为主并兼容十三国的分野模式,说明“大一统”的地理看法已成为主导。

二十八宿分野之十二州地理系统

魏晋南北朝时期,虽耐久处于盘据盘据的状态,但星象占测所依据的分野学说仍接纳汉代以来的十三国和十二州地理系统,各个政权并未创制出仅适用于各国所占局部区域的分野说。这体现出自秦汉以后,确立“大一统”帝国已成为中国历史生长的一条主线,只管时代有天下盘据的时刻,但最终的目的都是要实现统一。同时,也正由于这一时期各个政权均依奉统一套天文分野系统,以是它们才气借此来追求“天命”,昭示天下“正统”所在。若是人人都各自觉明出一套新的分野系统,各玩各的,那也就没需要争取天象瑞应了。

天文分野所包罗的华夷之辨头脑则体现于分野地理系统之中。无论是十三国,照样十二州地理系统,就其整体地域名目而言,传统分野系统所涵盖的区域局限基本就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国,而不包罗周边四夷及相近国家,这就是北朝颜之推所指出“分野止系中国”的地理特征,它清晰地反映出“中国即天下”传统天下观。这种天下观头脑从汉代分野说形成以后一直延续到明清,不太过野区域所涵盖差异时期“中国”的地理局限则随着历代统一王朝领土的变迁而处于不停调整更改之中,最终在清代臻于极盛。

韩国李灿藏十八世纪彩色写本


清张汝璧《天官图》之《中国分野图》

江晓原先生将星占学分为军国星占学和生辰星占学,天文分野属于前者吗?那是否意味着与通俗国民无关,在民间并无实质影响?

邱靖嘉:如前所述,在中古时期,天文分野被普遍应用于星象占测,这应当属于“军国星占学”的局限。但随着天文分野与中国古代地理学相连系,人们普遍信仰这种天地对应学说及其蕴含的天下看法,并转化为地理学知识的一部门,对民间社会发生了很大影响。例如,在我们经常吟诵的许多古代诗词中就有不少反映分野知识的诗句,耳熟能详,如王勃《滕王阁序》“星分翼轸,地接衡庐”,李白《蜀道难》“扪参历井仰胁息,以手抚膺坐长叹”等。浙江金华,古称婺州,乃因其所在吴越之地对应婺女星而得名,故城内特建星君楼,供奉宝婺星君,“宝婺”(或“婺”)至今仍为金华之别称。明清时期,种种地方志在记述内陆的地理沿革时,往往会首先言及分野之说。由此可见,天文分野在中国古代早已超出了“军国星占学”的局限,而体现出更为广漠的社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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